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
(1—101)重申测报雨泽
据顾炎武(1612～1682年)《日知录》记述：“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奏章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由此可知中国从南宋开始观测雨量后，至明代洪武年间至永乐及其后若干年仍在继续观测。
明洪熙元年(1425年)
(1-102) 中国测雨器东传朝鲜
据竺可桢《论祈雨禁屠与旱灾》(民国15年7月《东方杂志》)记述：“我国古时之测雨量，其为法亦甚精密。……朝鲜之有雨量器，始于李朝世宗七年，即明仁宗洪熙元年，亦即成祖去世之翌年(1425年)，其制度具见朝鲜之《文献备考》中。计长一尺五寸，圆径七寸。明成祖极关心雨量之测度，则当时朝鲜之测雨器必传自中国无疑。惜其器至今无存者，但已足以确定雨量器为中国所发明。盖欧美各国至17世纪中叶始有器也。迨前清康熙时，朝鲜肃宗复制有测雨器，分颁各郡，高一尺，广八寸，并有雨标，以量雨之多少，每于雨后测之，均系黄铜所制。日人和田雄治在大邱、仁川、咸兴等处，先后发现乾隆庚寅年(1770年)所制之测雨台。”中国统一制发测雨器的时间当在1425年以前。
明天顺五年(1461年)
(1-103) 河南、湖北、江浙大水
据《明史·五行志》载：“天顺五年七月河决开封土城，筑砖城御之。越三日城亦溃，水深丈余，周王后宫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无算。襄城水决城门，溺死甚众。祟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万二千五百余人。浙江亦大水。”
明成化七年、八年(1471年、1472年)
(1-104) 江南连年大雨、潮灾
据《明通鉴·宪宗纪》载：成化七年，浙江杭、嘉、湖等府，“自夏淫雨，伤稼，漂没庐舍人畜无算。”“九月辛末，浙江湖溢，冲决钱塘江岸千余丈，漂没居民田宅。”是年，江浙沿海均受狂风大霉雨侵袭，“江海涌溢，环数千里。林木尽拔，城廓多颓，庐舍漂流，人畜溺死，田禾垂成亦皆淹损。”(清康熙《杭州府志》)。成化八年秋七月，“南畿大风雨，坏天地郊坛、孝陵庙宇，苏、松、扬三府亦以水灾告。浙江海溢，杭、绍、嘉、湖、宁五府各被水灾民凡八郡。沦没田禾，漂毁官民庐舍畜产无算，溺死者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余人。”苏、松等府亦因“大风雨，海溢，漂没死者万余人。咸潮所经，禾稼尽槁。自是议筑捍海塘”。(清嘉庆《松江府志》)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
(1-105) 绍兴立山会水则
明成化十二年，绍兴知府戴琥为了根据绍兴平原的水位控制水闸的启闭，立有“山会水则”碑。此碑原置城内佑圣观中，现已移置禹庙配殿内。碑文曰：“种高田，水宜至中则；种中高田，水宜至中则下五寸；种低田，水宜至下则，稍上五寸也无伤，低田秧已旺。及常时、及菜、麦末收时，宜在中则下五寸，决不可令过中则也。收稻时，宜在下则上五寸，再下恐妨舟揖矣。水在中则上，各闸俱用开；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拖龛山闸；至下则上五寸，各闸俱用闭。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不用土筑，余月及久旱，用土筑。其水旱非常时月，又当临时按视以为开关，不在此例也。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朔旦”。水位的高低控制与灌溉、通航密切相关。
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
(1-106) 晋东南洪水
晋东南地区及黄河三花间自农历六月至八月淫雨连绵，六月中旬至七月份又连续发生大强度暴雨，伊、洛河、沁河、丹河多次发生大洪水。八月，大雨区移至漳、卫、滹沱河流域，同时黄河下游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也发生了洪水。沁河洪水最大，根据山西阳城河头村九女台崖壁洪痕调查，洪峰水位高出河底约23.7米，推算得九女台河段洪峰流量为14000立方米每秒，为近500年来的最大洪水。由于洪水峰高量大，持续时间长，上游山区或下游平原地区均造成严重灾害。据《明宪宗实录》载：“……怀庆等府，宣武等卫所塌城垣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民居房屋共三十一万四千间有奇，淹死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漂流马骡等畜一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
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
(1-107) 华北大旱
据《明史．五行志》载：成化二十年，“京畿、山东、湖广、陕西、河南、山西俱大早。”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
(1-108) 江南及辽东大水
据《明史·五行志》载：嘉靖“十四年夏，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云南、辽东大水。”
明嘉靖十五年 (1536年)
(1-109) 刘天和论述黄河迁徒原因并创乘沙量水器
刘天和(?～1545年)所著《问水集》论述了黄河迁徒不定的六条原因：“河水至浊，下流束隘停阻则淤，中道水散流缓则淤，河流委曲则淤，伏秋暴涨骤退则淤，一也；从西北极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极湍悍，堤防不能御，二也；易淤故河底高高，今于开封境内测其中流，冬春深仅丈余，夏秋亦不过二丈余，水行地上，无长江之深渊，三也；傍无湖测之停潴，四也；孟津而下，地极平衍，无群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杂泥沙，善崩易决，六也。”刘在治理黄河的修筑堤防和疏浚河道工程中，创造了“水平法”施工测量。他还创制了“乘沙量水器”以采取河中含沙水样。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1-110) 黄海淮地区洪水
明嘉靖三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在现今河北、河南省大部地区和山西、山东、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发生了大暴雨，大雨或暴雨区范围很广，南北跨江、淮、黄、海四大流域，包括长江流域之唐白河，淮河流域之洪汝河、沙颖河、涡河、南四湖，黄河流域之伊、洛、沁河、汾河，海河流域之南运河、子牙河、滏阳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水系。致使各河发生了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其中以黄河三花间伊、洛、沁河洪水特大，造成灾害最重。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1-111) 陕西华州地震，黄河渭河漫溢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陕西华州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波及陕西、山西、河南千余里，“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廓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出山阜”，“河、渭大溢，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永济县“黄河堤岸、庙宇尽崩坏，河水直与岸平。”据《中国地震目录》载，这次地震烈度11，震级8级。
明隆庆五年(1571年)
(1-112) 沅江大水
据《油广总志》(万历版)载：明隆庆五年，“黔阳山崩水涌出，漂没民居无算。沅陵县儒学水溢圮。辰州、常德、安乡、华容大水入城。武陵(今常德县)冲淤田地，决堤毁桥。”湖南省《辰州府志》(万历二十五年版)载：“黔阳水灾异常，城内水深丈余，仅存西北一隅。麻阳县大水。辰溪县大水高数丈，舍宇荡析，田地淹没过半。泸溪县大水，淫雨夹旬，玩、潕两江暴涨，官司文卷、民舍神伺尽没，百姓山栖，闾阁积聚如洗。”据中南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的调查考证：沅水五强溪坝址处1571年最大流量达43300立方米每秒，为沅水干流400多年来的最大洪水。
明万历元年(1573年)
(1-113) 万恭首倡“束水攻沙”法
明万恭(1515～1592年)在万历元年成书的《治水筌蹄》中提出：“如欲深北，则南其堤，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则北其堤，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则南北堤，两束之冲中坚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他首倡“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之法。这一“束水攻沙”法在其后任的潘季驯(1521～1595年)治河工作中得到了实施。潘在黄河下游治理中注意修筑两岸堤防，还筑洪泽湖出口高家堰以增蓄来自淮河的清水，并相机放泄清水入黄，冲刷其下游泥沙入海，这就是著名的“蓄清刷黄”的方法。潘季驯将他四任河道总督的治河经验及总结前人的治河理论和经验汇辑成《河防一览》一书，对后世治河影响很大。
(1-114) 黄河塘马报汛
明万恭在《治水筌蹄》中记述：“黄河盛发，照飞报边情，摆设塘马，上自潼关，下至宿迁，每三十里为一节，一日夜驰五百里，其行速于水汛。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必先知之，而后血脉通贯，可从而理也。”这是黄河从上游潼关向下游传送水情的最早记载。在当时通信条件下，用“塘马”制(即驿站快马)是传送水情最快的办法。万恭在总督河道工作中深知水文情报的重要，故有此创举。还提到：“凡黄水消长，必有先几。如水先泡，则方盛；泡先水，则将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长消；观始势而知全河之高下。旧日识水高手者，唯黄河之滨有之。”这是介绍黄河边的人们根据洪水来势情况作预报的记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
(1-115) 汉江洪水
据《陕西通志》载：“万历十一年癸末夏四月，兴安州(今安康)猛雨数日，汉江溺溢，……全城淹没一空，溺死者五千余人。”《石泉县志》亦载：“四月大雨汉水溢，居民溺死无算。”安康下游蜀河镇滨江山崖上洪水石刻记述：“万历十一年水至此高三尺，四月二十三日(即6月12日)起。”经估算，安康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为近900年来的最大洪水。下游黄家港(集水面积95217平方公里)洪峰流量达61000立方米每秒。沿江千余公里所有城镇均遭受严重灾害，范围之广，灾情之重，为汉江历史上少见。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
(1-116) 浙江绍兴三江闸立水则
明万历十二年，浙江绍兴府兴建三江闸时，在闸上立水则，以“金、木、水、火、土”为则，以控制三江闸的启闭。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1-117) 淮河洪水
四月至八月，淮河流域(包括沂沭泗水系)、山东半岛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唐白河水系普遍发生长时间的淫雨或大霖雨，主要暴雨区位于大别山、桐柏山和豫西山丘区，致使这一地区各河都发生了特大洪水。淮河流域为自1070年以来500余年中最严重的一次大水灾。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
(1-118) 甘肃河州黄河见底
闫二月，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一带“黄河水干见底”。
明崇祯元年(1628年)
(1-119) 徐光启水质评定法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年)所著《农政全书》中详载了“汽试”、“盘试”、“缸试”、“火试”等寻找地下水源的方法及“煮试”、“味试”、“称试”等评定水质的方法。
明崇祯元年至十四年(1628～1641年)
(1-120) 全国旱灾频发
据《明史·五行志》载：“祟祯元年夏，畿辅旱，赤地千里。三年三月旱。五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六年，京师及江西旱。十年夏，京师及河东不雨，江西大旱。十一年，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由于多年连续发生大旱灾，赤地千里，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不少地方树皮食尽，人相食，行人断绝。幸存的农民到处起义，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
(1-121) 徐弘祖最早记述岩溶水文
徐弘祖(字霞客，1586～1641年)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至崇祯十二年(1635年)间经过23年的野外实地考察，以日记形式记述了考察所得。在《江源考》及《盘江考》中第一次指出金沙江为长江上源和南盘江为西江主源，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观点。对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地貌和水文地理记述也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并早于国外同类著作近300年。他还对岩溶地貌、流水作用及气候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规律性探讨，冲破了旧的地理传统，开辟了新的探索方向，在中国水文地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日记由后人季梦良整理成书，名为《徐霞客游记》。
清康熙元年(1662年)
(1-122) 黄河及临近流域洪水
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省夏秋普遍多雨。中秋前后，9月20日至10月6日(八月初九至二十五日)发生了一场大面积的特大暴雨，历时17天。雨区以黄河流域为主，并包括长江、淮河和海河的部分流域。黄河主要支流泾河、渭河、北洛河、汾河、沁河、涑水河、伊洛河及龙门以上北干流都发生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潼关以下干流也出现特大洪水。9月25日～10月10日，黄河下游出现高水位持续15～16天的特大洪水。同时，汉江、淮河和漳卫河也出现特大洪水或大洪水。在此前后，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和嘉陵江也有洪水出现。这是近300多年来跨黄河、长江、淮河、海河四大流域的一次罕见大洪水。黄河溃堤，南北泛滥，黄淮交涨，一片汪洋，江汉之间都遭水灾。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广大地区灾情严重。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
(1-123) 首勘长白山
康熙帝于7月派遣内大臣武木纳查勘长白山，在回京复命的奏招中描述长白山：“近观地势颇圆，……山顶有池，……五峰围绕……”等语，是关于长白山主峰和松花江源头天池状况的最早记述。(《吉林史志》1985年第1期)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
(1-124) 陈潢提出流量计算方法
陈潢(1638～1689年)在协助河道总督靳辅(1633～1692年)治理黄、淮、运河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明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并根据对黄河大量调查研究后所掌握的黄河水文、泥沙规律，进一步提出“逼淮注黄、蓄清刷浑”的主张，在治河中取得了成功。他还在中国首先提出了完整的流量计算方法称为“测水法”，即先测出水流速度及河道横断面积，二者相乘即得流量，称作“水方”(见清靳辅著《治河方略》)。这一“测水法”，在清余金所著《熙朝新语》及清何梦瑶著《算迪》中都有记载。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1-125) 黄河徐城、老坝口报水情
河道总督靳辅奏：“徐城水势不减，仍复增长不止，高于去年二尺五寸。”黄河夺淮期间，在徐城(今江苏徐州市)、老坝口(今淮阴市郊)设立水志，观测水位向下游驰报水情。据考证，徐城水志设于徐州市废黄河南岸庆云桥东侧牌楼附近。当时是黄河下游各减水闸坝启闭分洪、济运的依据。另据故宫档案：“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于乾隆二年(1737年)起，每年报黄河老坝口水位情况，延续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1-126)康熙帝命拉锡、舒兰探黄河河源
康熙帝命侍卫拉锡、舒兰探查黄河河源。六月初九日至星宿海。归京后绘有《河源图》，舒兰还写了《河源记》。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1-127) 甘肃用皮混沌传递黄河水情
康熙帝六月十三日谕：“甘肃为黄河上游，每遇汛期水涨，俱有皮混沌装载文报顺流而下，会知南河、东河各一体加以防范，得以先期预备。”后以效果欠佳而废。
(1-128) 宁夏黄河开始报汛
据《续行水金鉴》载：“十一月，上渝……令行文川陕总督、甘肃巡抚，倘遇大水之年，黄河水涨，即着星速报知总河，予以修防。……按黄河发水情形，由宁夏驰报，以谨预防。宁夏报水自此始。”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1-129) 立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碑
打牲乌喇总管穆克登五月审视鸭绿江、图们江源头，刻石立分水岭碑，碑文为：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於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大清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这是历史上最早确定的两江河源(现已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境内)。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
(1-130) 黄河河源地区地形测量
康熙帝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胜住等人前往青海、西藏等地测量。此行“逾河源，涉万里”，对河源地区的山川地形作了测量，回京后将测量结果绘入《皇舆全览图》。
清雍正二年(1724年)
(1-131) 北京始记晴雨录
北京开始记录逐日天气和降雨、降雪起止时间、雨雪大小的定性描述，称《晴明风雨录》，简称《晴雨录》。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停记，共连续记录180年。据竺可帧撰《清北京之气象记录》一文载：“法人哥比神父于乾隆八年(1743年)曾在北京作气象观测，其后耶酥会教士阿弥倭(J.F.Amiot)从乾隆二十年初到二十五年腊月底(1755～1760年)曾在北京记录气温、气压、云、风及雨量，每天观测两次，共得六年资料。其成果刊载于巴黎《数理杂志》中。”
清雍正八年(1730年)
(1-132) 沂、沭、泅水系洪水
五、六月问，在今开封、临漳、鸡泽一线以东，沙颖河、涡河、浍河以北，徒骇、马颊河以南广大地区，持续40余日淫雨，六月下旬(8月上旬)又有3～7天大暴雨，整个降雨历时长达一个半月左右，暴雨中心位于山东沂蒙山区。大暴雨区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沂、沭、泗、汶河以及山东北部的弥河、潍河等均发生了特大洪水，淮河流域的贾鲁河、涡惠河上游洪水也较大。经调查推算：沂河下游临沂河段(集水面积10315平方公里)洪峰流量约30000～33000立方米每秒；沭河下游大官庄河段(集水面积4350平方公里)洪峰流量14000～17900立方米每秒。洪水量级都很大。这场洪水是近500年来的最大洪水，受灾范围很大，遍及鲁北、苏北、豫东、冀东南100州县。沂、沭、泗地区灾情最为严重。
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
(1-133) 黄土杰著《六河总分图说》
雍正年间，黄土杰任云南粮储水道副使，为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兴办云南水利的得力助手。他多次参与兴修昆明六河及滇池海口的指导和实践活动。所撰《六河总分图说》(亦称《六河图说》)分《六河总图说》、《金汁河图说》、《银汁河图说》、《宝象河图说》《马料河图说》、《海口河图说》等六章，每章有图有文，详细介绍昆明六河的源流、水文特征、治理及效益、存在问题等，具体说明修建堤堰、渠道、涵洞和桥梁的位置，并提出了规划设想，其中不少见解对滇池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乾隆元年(1736年)
(1-134) 绘制雨量等值钱图
本年，中国绘制乾隆元年二月初二至初五的降雨等值线图，单位以寸(1寸＝3.2厘米)表示。比法国(1778年)早42年，比日本(1783年)早47年。(《世界气象组织公报》，1980年6月，第29卷，第1期)
清乾隆四年(1739年)
(1-135) 设卫河水则
据《清史稿·白钟山传》载：乾隆四年“侍郎赵殿最又请于馆陶、临清各立卫河水则”。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
(1-136) 黄、淮河立水志报汛
乾隆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署理江南河道总督顾琮奏称：遵照大学士议奏河湖蓄泄事宜，相机办妥，其应立水志，黄河之老坝口、洪泽湖之古沟坝、龙门坝、三滚坝、天然闸、六安沟、高家堰等处，俱立定水志。今查各处水志，据报五月二十六日……洪泽湖之古沟坝水深三尺，龙门坝水深二尺五寸，三滚坝水深六寸，天然二坝水深三尺五寸不等，六安沟水深二尺二寸，高家堰水深三尺，俱较乾隆七年(1742年)水势最大之时尚差一丈二尺五寸，较上年此时水小五尺九寸。
(1-137) 确定黄河水位测报标准
据《续行水金鉴》载：“淮、黄二渎，每年伏秋水涨，其大小总以老坝口水志为准。则应酌定乾隆七年(1742年)最大水志连底水一丈四尺七寸为准，每年水势较比尚差若干，令河臣明白奏报，以便验度水之大小。”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
(1-138) 吴江长桥补立横道水则碑
吴江县长桥垂虹亭两侧立有左右水则碑，1964年太湖水文调查时发现有碑仍立于旧址，而左碑在明清之际已遭损毁，清乾隆十二年重新仿建，改名“横道水则碑”补立于亭之左侧。碑石高1.87米，宽0.88米，厚O.18米。碑面划分七则，则距0.25米，碑文为：“一则，水在此高低田俱无恙；二则，水在此极低田淹；三则，水在此稍低田淹；四则，水在此下中田淹；五则，水在此上中田淹；六则，水在此稍高田淹；七则，水在此极高田俱淹。”此后，该碑又倾倒河中，1964年太湖水文调查时捞起重立。1967年，长桥坝塌后拆除，碑石下落不明。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
(1-139) 始定洪泽湖控制运用水位
经议定洪泽湖仁、义、礼、智、信五坝的启闭一律以高家堰水志八尺五寸平水为度。俟仁、义、礼三坝过水二尺五寸，始开信坝，次及智坝。以后有所变更。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1-140) 淮河开始报汛
据《续行水金鉴》载，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乾隆帝提出：淮河应建立报汛制度，按照黄河用塘马报汛的办法，正阳关“为淮水上下关键”，“大汛时，着白钟山(时任江南河道总督)酌委妥员在彼探报”。七月，河南抚院覆称：于信阳州属之长台关河口、罗山县之周家渡口、息县之大埠口、乌龙集、固始县之往流集、三河尖等处“各照式设立水志，令地保乡约轮日看管，令州判巡检，每月派役巡查，如遇水发，则由各县挨次填单飞报下游，正阳关通判逐程转报江南河院察核”。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1-141) 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洪水
据文献记载：8月16-20日，伊、洛、沁河及干流区间均发生连续大暴雨。雨区范围较广，除三花区间外，还包括汾河、漳卫河和洪汝河流域。由于伊洛河、沁河和干流区间洪水同时遭遇，在花园口断面形成近400年来的最大洪水，造成黄河下游的严重灾害。这场洪水的特点是干支流洪水同时遭遇，峰高量大，持续时间长。据调查粗略估计，花园口洪峰流量达32000立方米每秒，5天洪量85亿立方米，12天洪量120亿立方米，均超过了1958年和1982年。
(1-142) 淮、海、汉江大水
据《清史稿，河渠志》载：“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沁、黄并涨，武涉、荣泽、阳武、祥符、兰阳同时决十五口，中牟之杨桥决数百丈，大溜直趋贾鲁河”。另据《清史稿·灾异志》载：同年“五月，潜江、洛阳等七州县大水；六月南宫河水溢；云梦河水涨，高涌丈余，田宅尽淹，死者无算；峡江大水溢，江陵、娄县、固安、永清、宁河、文安、望都、容城、庐龙大水；乐陵、金乡、鱼台、宁阳、汶上、寿张大水；八月，东昌卫河决”。该年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均有水灾。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1-143) 沅江大水
据《清乾隆奏摺》载：“五月十八、十九等日，辰沅山水骤下，武陵城外长堤正当其冲以致堤口溃漫，该县城乡房屋多有坍塌，人口亦有淹毙。武陵、桃源……等县被灾较重，抚恤一月。沅陵、泸溪二县情形也重，应须抚恤及借给籽种。……”在沅水五强溪坝址上游58～91公里范围内，发现有该年洪痕石刻7处。经调查计算，沅水沅陵最大流量为38700立方米每秒，五强溪为41700立方米每秒。为沅水干流自1766年以来发生的最大洪水，其重现期为140年左右。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
(1-144) 再定洪泽湖控制运用水位
据《清史稿·河渠志四》载：乾隆四十年，“江南旱，高、宝皆歉收。总督高晋、河督吴嗣爵、萨载合疏言：‘嗣后洪湖水势，应以高堰志桩为准，各闸坝涵洞相机启放，总使运河存水五尺以济槽，余水尽归下河以资灌溉。’从之。”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1-145) 乾隆帝命阿弥达探黄河源
为青龙冈堵口事，乾隆帝命门侍卫阿弥达(阿桂之子)“恭祭河源”。四月上旬阿弥达到达河源地区，后在上乾隆帝的奏疏中称：“查看鄂敦他拉共有三溪流出，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皆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至噶达素齐老地方，乃通藏之大路，西面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询之蒙、番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1-146) 乾隆帝提出自堤顶量水位法
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六月奏报黄河水情：“徐城水志长水三尺四寸，连前涨至八尺六寸，……溜势涌急。”乾隆帝考虑河床冲淤的影响，对所奏水情产生疑问，因而提出：“向来量水，惟从河底至水面为准，今思应另从堤顶量至水面为量法，方得为实。……着传渝李奉翰亲身前往探查，由堤顶至水面详细测丈。”七月，李奉翰奏报：“徐城志桩现水一丈一尺四寸，堤顶高出水面七尺三寸，是依圣谕另一量法，从堤顶至河底一丈八尺七寸，较前河底刷深四尺七寸，水势畅行也。”上述史料表明：1.当时水志记录，无统一高程基准，河床又冲淤不定，故不同年份水情难以对比分析，以石堤顶作为固定点，向下量至水面测水情，是一改进；2当时徐城是黄河下游入海的咽喉，其水志读数是启闭各减水坝的依据，朝廷至为关注。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
(1-147) 长江中下游及山东大早
据《清史稿·灾异志》载：乾隆五十年“二月江夏武昌旱；济南、菏泽自春且夏不雨夏邹、临邑、东河、肥城、滕县、宁阳、日照、嘉善、桐乡、宣平、苏州、高淳、武进、甘泉皆大旱，河涸。秋，太平、观城、沂水、寿光、安邱、诸城、博兴、昌乐、黄县旱”。是年安徽、浙江、江苏、山东均大旱。另据《故宫档案资料》①记载：江苏、安徽等省州府所报降雨寸数累计，为按雨水渗入土壤深度计算(降雨寸数如3～5寸，以5寸计，微雨不累计)例如江苏北部各州县记载：
农 历 2-6 月
州 县 名
原记载降雨寸数
折算雨量毫米数*
阜宁 8.5 90.7
盐城 13.0 138.7
清河(今清江) 33.0 352.1
铜山 21.0 224.1
砀山 15.0 160.1
沛县 16.0 170.7
邳州(邳县) 24.0 256.1
宿迁 21.0 224.1
海州(连云港) 27.0 288.1
沭阳 25.0 266.8
*估算实际雨量以3:1折算。
①故宫档案资料还有：淮河、运河、黄河等水位奇枯、太湖干涸、洪泽湖消落，受旱时间二月至九月，一般旱期140天，长者达200天以上，“麦禾失收，饿死者枕籍，灾情深重”等记载。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1-148) 大渡可地震洪水
据四川《乐山县志》载：“五月初六日，川省地震，清溪县山崩，壅塞炉河(指大渡河)，断流十日。五月十六日，水忽冲决，自峨眉界来，崇朝而至，涛头高数丈，如山行然，漂没居民以万计，郡城(指乐山城)丽正门崩入三百余丈长。北门关外武庙，土人刻甲子(1744年)水痕于屋壁，今更倍之，城南铁牛高丈许，亦随流而没，至湖北牢川始渐平。”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1-149) 长江上中游洪水
据《清史稿·灾异志》载：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宜昌大水，冲击民舍数十间，常山、庆元、南昌、新建、进贤、九江、临榆大水；六月，荆州万城堤决，城内水深丈余，官署民多倾圮，水经两日始退，漳河溢，枝江大水入城深丈余，漂没民居，罗田大水，城垣倾圮，人多溺死，江夏、汉阳、九卫、武昌、黄陂、襄阳、宜城、光化、应城、黄冈、蕲水、罗田、广济、黄梅、公安、石首、松滋、宜都大水；七月，江陵万城堤溃，潜江被水甚重，汉阳大水。”是年长江洪水期长，自五月至七月接连几次洪峰，据调查，宜昌河段最大洪峰流量达86000立方米每秒。长江支流漳河、清江、汉江、鄱阳湖水系都发生了洪水，而以湖北省被淹36县，受灾最重。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
(1-150) 永定河卢沟桥设专职报汛
据《续行水金鉴》载：乾隆五十六年四月，直隶总督梁肯堂奏称：“……风堤外委，则令移驻石景山汛卢沟桥，专司汛期内报水之事”。为永定河卢沟桥设专职报汛的最早记载。按永定河原名“浑河”，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四月，由康熙帝赐名为“永定河”。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
(1-151) 乾隆帝批评黄河督报汛不实
据《续行水金鉴》载：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二日，乾隆帝对河督李奉翰等所奏黄河万锦滩七月间几次涨水尺寸提出批评：“所奏未免张大其词。伏秋大汛。黄沁等河叠次涨水，其势固为旺盛，但骤来之水，旋涨旋消，迨第二次涨水，其初次所涨之水自己早经下注，断无积而久待之理。是统计涨水尺寸，虽有丈余，其实随涨随消，所存底水不过数尺。若如该河督等所奏，竞似河水有涨无消，积高至一丈四五尺，一齐下注，有是理乎?且似此建瓴高涨，则下游何以消纳?……嗣后该河督等奏报水势增涨情形，务当分晰声叙，将涨水若干，消落若干，二次又涨水若干，除初涨之水业经消落外，现存底水若干尺寸，据实奏闻，毋得仍前重叠牵算，过事张皇，致骇听闻也。”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1-152) 海河南系洪水
海河流域南部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7月18-22日)发生一场大暴雨，暴雨中心主要位于滹沱河和卫河流域。特别是滹沱河流域，从正定以上乃至太行山背风区的五台、代县、繁峙等县，均出现大暴雨，造成滹沱河干流近200年来的最大洪水。据调查估算，干流黄壁庄(集水面积23272平方公里)洪峰流量达20000-27500立方米每秒。由于降雨集中，各河同时暴涨，宣泄不及而发生漫溢或决口，使100个州县受灾，最严重的有30个州县。这场洪水，由于主要雨洪区范围偏南，所以除滹沱河及其下游地区外，受灾程度不很严重；至于漳卫南运河流域，则受黄河支流沁、丹河决口漫入卫河的影响，使大量客水加入，加重了卫河沿线灾情。
清嘉庆六年(1801年)
(1-153) 海滦河洪水
五月中旬至六月下旬，海河流域出现长时间连绵淫雨。六月初一至初七(7月11-17日)，海河各水系(除漳卫河外)及滦河流域发生大雨或暴雨，历时7天左右，雨区主要分布在燕山和太行山山区。暴雨中心区位于永定河、大清河流域。该年特大洪水，主要由这场暴雨造成。六月，北运、永定、大清、子牙、南运等河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尤以永定河、大清河出现了历史上的特大洪水。据调查，永定河官厅(集水面积43402平方公里)洪峰流量达9400立方米每秒，大清河支流拒马河千河口(集水面积4740平方公里)洪峰流量18500立方米每秒。永定河干流、官厅山峡和上游桑干河为近500年来的第1、2位洪水，大清河南北支为100～200年一遇，潮白河也在l00年以上。海滦河流域共有170个州、县受灾，大都位于各河下游平原地区，尤以北部平原受灾最重。海河各水系洪水下泄，汇集天津，造成天津的特大洪灾。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
(1-154) 永定河上游开始报汛
据《续行水金鉴》载：嘉庆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谕……因思永定河发源于晋省浑源州，该处水势情形，设遇汛期加长，亦速行知会下游，预为防护。着该抚饬知浑源州，随时禀报。倘察看水势增长，即由六百里一面具报直隶总督，一面呈报军机处，勿稍迟滞。”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
(1-155) 微山湖因风消水
据《续行水金鉴》卷一百二十载：嘉庆十八年二月二十日，李亨特(时任东河总督)奏：“……十七日寅时，东北大风猛骤异常，湖(微山湖)水西颺，探量湖口闸志桩，陡落水二尺五寸。查该湖东风过大，则湖水西颺见消；西风过大，则湖水东颺见涨，系属常事。臣即驰赴韩庄查勘。迨臣行抵该处，风色平静，湖水渐涨。至十八日辰刻，探量湖口闸志桩，已颺回二尺三寸。计水卷上西南一带山坡滩洼，收干折耗，消去二寸。提取该厅(加河厅)历年湖水消涨底簿，并查档案，知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初十、十一等日亦有风颺消水之事。”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1-156) 徐松描述冰川融水
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描述新疆木扎尔特冰川融水情况：“岭下洪流喷薄，厥声殷雷，色如米汁，谚曰白龙口”。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
(1-157) 卢沟桥设水志报汛
据《续行水金鉴》载：嘉庆二十四年，因防汛需要，在永定河卢沟桥设立水志观测水位，并向朝廷报汛。除观测水位外，也曾进行流量测验。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
(1-158) 清麟庆记述水尺制作的发展
清道光十六年，麟庆编著《河工器具图说》中记述：“志桩之制，刻划丈尺。所以测量河水之消长也。桩有大小之别。大者安设有工之处，约长三、四丈，校准尺寸，注明入土水丈尺；小者丈余，设于各堡门前，以备漫滩水抵堤根，兵夫查报尺寸。古人取诸身曰指尺，取诸物曰黍尺，隋时始用木尺志桩”。叙述了中国水尺制造的发展过程。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
(1-159) 林则徐奏报江汉大水
据《再续行水金鉴》载：道光十八年九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奏：“……今年水势盛涨之时，省城(指武昌)皇华馆志桩涨水至三丈四尺一寸，上游万城堤(即荆江大堤)杨林矶志桩(位于今沙市上游)亦涨至二丈六尺二寸，是江流已极浩瀚，而襄河(汉江)于七月初九至十一日，复陡涨二丈有零，几於措手不及。……”此前长江、汉江已有水志报汛。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
(1-160) 四川盆地洪水
七月二十九至八月初三日(8月25-29日)，四川境内发生一场持续4-5天的大范围暴雨。暴雨区主要位于邛崃山以东，大巴山、龙门山以南，巫山以西，长江干流以北地区，包括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流域和岷江中下游地区，雨区范围约13.7万平方公里。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河流均发生了特大洪水。据估算，岷江平羌峡洪峰流量24900立方米每秒，为历史调查的最大洪水。嘉陵江北碚洪峰流量约为52100立方米每秒，超过1981年洪水，为1840年以来的第3位洪水。沱江、涪江、渠江支流的洪水均为1840年以来的第1～2位洪水。这场洪水受灾30余州县，遍及上述各江流域，沱江流域受灾尤重
